从放水养鱼，到誉满天下，再到含冤被杀——唐代财务第一人宰相刘晏
在中国古代改革家中，唐朝宰相刘晏的所作所为并不比商鞅、王安石稍逊，其“官商并举、富国亦富民”的经济政策，即便到了今天也有借鉴意义。总结起来，刘晏的经济措施可以归纳为“一个基本理论和四个配套措施”：
“放水养鱼”（国民兼富）的基本理论；
“疏通货物运输”（基础设置）；
“抓大放小”（控制批发、放开零售）；
“购买民间服务”（扶持官商合作）；
“构建信息网络”。
一般来说，征税和被征税通常都处在互相对立的两极，收税的官员希望越多越好，赋税的百姓希望越少越好，很少有人能从二者皆得其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刘晏正是这少数人之一。
他推崇的是“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的思路，认为培养税源群体，增加人口和生产数量，比征税更重要。
以此为依据，刘晏的征税思路可以归纳为两条：一、“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意思是课税应选择国民需求量大，同时需求弹性小的商品，因为此类商品税源丰富且稳定，是国家征税的主要基点。
这类商品现在主要是烟草和酒精制品，2018年全国烟民的贡献的总税收是一万一千四百亿，军费才一万一千亿。
但唐代没有烟草这东西，所以盐成了烟草的替代品。因此，盐法的整顿成了刘晏财税制度改革的重点。
二、“知所以取，人不怨”原则，既课税既要增加国家收入，又要顾及百姓的负担，争取以刺激工商发展的前提下增加税收额度。
由上述两点可以看出，刘晏并没有将征税和被征税二者对立起来，而是希望通过“放水养鱼”的方式谋取一个平衡点。
为此，刘晏针对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萧条、政治混乱、藩镇割据的局面，集中力量对基本建设加大投入，保证“货通天下”，先让水活起来。
公元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刘晏被提升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度支、转运使等职，成为兼管财政的宰相，
上任后刘晏马上便开始了，“基础设施建设”与“官商合作并举”的漕运体系改革。本来关中、河南等地都是唐朝著名的产粮区，两地所产的粮食基本可以满足京畿的供应，初唐时期大量的国家粮仓也都设置在河南洛阳一带。
但安史之乱将河南彻底打残，关中的粮食只能依靠漕运由江淮地区补充。但当时漕运废弛阻塞，造成关中粮食困难，缺粮上百万石，饥荒四伏，粮价暴涨。
为了稳定粮食这种最基本的生活必须品，刘晏主政经济后一件事便是动用国家资源疏通河道。
他针对长江、汴水、黄河、渭水，各条水流缓急不同的状况，将整个漕运分成四段，分别在扬州、汴口、河阴、渭口等河道的交界处，设贮粮仓进行转运。
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提高了运粮效率，杜绝了翻船事故。
在疏通河道的同时，刘晏将原来国家全盘操控的漕运体系，分润于民大量购买“民间服务”，做到官商并举，刺激沿河流域的经济发展。
其中，在打造大型漕运官船的领域，刘晏为鼓励造船的积极性，许以“一船千缗钱”的高价。
当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实际造船费用不及一半”时，刘晏说道：“办大事，不可吝惜小费用，一切皆应长远考虑。现在船场才开始设置，杂事的费用很多，应该保证船厂的利润，官船才能造的坚固，如果让船厂低价竞争，船只的质量不会好的。
除了购买漕运官船外，刘晏还在四段河道当地分别雇佣船工。
军队只负责保护漕运粮船的安全，其余所有粮食收仓储运和行船全部由国家雇佣的地方丁壮完成，既避免了过去由江南民夫直运入京的劳役之苦，又给沿河各地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刘晏在漕运制度上的改革，大大提高了运转的效率和安全系数，一改之前，一斛谷物能运到京城八斗便算成功，会受到奖赏的状况。年运谷物一百多万斛，居然没有一斗一升流失，不但解决了关中的粮荒还能实现粮食储备。
当第一船粮到达长安时，皇帝欣喜万分，专门组织乐队到渭桥迎接，盛赞刘晏“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官商分利”与“抓大放小”的盐业改革。唐初，食盐曾实行自由贩卖，国家不收盐税。但肃宗时期安史之乱导致国家经济紧张，由第五琦牵头开始实施盐铁专营。
但第五琦推行的“榷盐法”是国家全面掌控盐业所有环节，官收、官运、官卖，从生产到流通所有环节全部国营。
这种方式虽然确保了盐业税收，但从食盐生产监管到将食盐销售到每一个用户手中的整个流程，也导致官僚机构过于庞大，且效率极其低下，动辄出现盐荒，百姓意见很大。
刘晏主政后，既坚持了原先的官营原则，又在官营与私商、盐户的关系方面作了调整。
他采取官商分利、抓大放小的措施，改“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由国家控制食盐的生产和批发环节，将运输和零售放开，由商人负责。（“于出盐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售于商人，任其所止”）
这种措施将私商经济的活力引入食盐的运销之中，借助商人追求利润的冲动，利用其销售经验和商业网络使食盐在市场里快速流通。
加入了私营经济后，市场上食盐匮乏的情况迅速改观。这其实也在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市场并不缺乏商品供应，大多数时候出现商品匮乏都是流通环节不匹配造成的。
刘晏改革“榷盐法”后，在食盐的价格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国家的盐税却由之前的40万缗飙升至600万缗，真正做到了“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多出来的部分税收，又被刘晏用于漕运雇工等政府采购项目，真正让唐朝经济这潭死水开始有了涟漪。
信息体系建设与“常平法”从改革盐业中得到经验的刘晏，进一步开始在全国完善“常平仓”（也称常平法）。
“常平法”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储备制度”，不过它是一种有收益的储备制度。商品多的时候，国家平价购入进行储存，一旦某地出现商品短缺，马上开仓出货平抑物价。
这种制度从开元年间便以实施，但之前一直都是各地自行管理，没有形成系统。
刘晏将都畿道、河南道、淮南道、江南道、湖南道、荆南道、山南东道，这些商品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的常平仓收归中央统一经营管理。
减少中间环节，加快了常平商品的周转速度，一方面有效的平衡了各地商品的丰盈曲线，另一方面也使国家获益。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集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
“常平法”里面有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信息的价值。在交通不便，信息传递缓慢的古代，如何迅速了解各地商品的价格是件很令人苦恼的事情，别说官府对此反应缓慢，就是逐利的商人也知之甚少。
为了解决信息流通的问题，刘晏专门在诸道设置了巡院官，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况，每旬、每月都要向上汇报。同时，他又雇佣了很多贩夫走卒，让他们搜集各地物价信息申报。
凭借这个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络，刘晏便能快速掌握各地的经济和市场动态，再辅以“常平仓”形成了，调剂有无，平抑物价，扶持生产，积极救灾的良性循环。（“丰则贵取，饥则贱与”）
纵观刘晏的财税政策，兼顾了利国与利民，把加强国家控制和发挥私营经济的相结合，充分利用二者间的互补关系，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并国家经济发展为基础增加税收额度，而不是简单粗暴的通过加税来增加收入。
通过他的改革，全国人口在其任职末年，比他经手财政之前增加了一百多万户，国家的财税收入也由任职初期的四百万缗增至上千万缗。真正做到了“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纺织，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
就像其他改革家通常没什么好结果一样，刘晏也是含冤被杀的。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李豫病逝，唐德宗李适即位。
李适任命了另一个财税专家杨炎为相，公允的说，杨炎对于财税管理也是一把好手，他推行的“两税法”在中国古代财税史上属于首创。但就像郭德纲说的，“同行都是刻骨的冤家”，杨炎和刘晏在管理思路上有很大区别。
另外，作为故相元载的党羽，杨炎曾受牵连被贬官流放，而刘晏恰恰是元载一案的主审之一。
杨炎掌权后，便开始一心罗织刘晏的罪状，先是罢了他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等使的职务，夺了财政大权，随后又给他栽了“谋逆”的罪名。
建中元年(780年)，刘晏被迫自尽，这位经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掌管财政几十年，被誉为“广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的大臣，抄家时所拥财物唯书两车，米麦数石而已。
一、上市公司买理财超3万亿元，竟然有7家公司理财收益超净利润，对此你有何看法？
现在我们的上市公司越来越聪明了。
不是买房，就是买理财产品。但面临严重亏损，卖几套房，就立马扭亏为盈。据wind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1655家上市公司拥有投资性房地产9904亿元。
再加上这一次choice数据统计的1994家上市公司购买了36462亿元的理财产品。
这样的投资超过4.6万亿元，而目前我们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值仅仅59万亿元，这些投资约占上市公司市值的8%。
这种操作方式，也凸显了我们监管机制的不完善。上市公司不营主业，都去购买理财产品和投资性房产算什么？
保障大家盈利吗？为什么股民就不能自己购买理财产品，非要去投资一个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司呢？这些公司又不是银行金融机构，不务正业想干什么呢？2018年天茂集团购买646亿理财产品，苏宁易购购买550亿，宝钢股份490亿。
像欧普照明购买128次270亿，养元饮品购买95次384亿。
不过，这些上市公司用于投资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大多为自有资金和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以14天至180天的短期理财为主，这反映出大多数公司资金周转较快，购买理财的主要目的多为提高闲置资金的利用效率。
相对而言，非金融企业的自有资金用来购买理财产品，真的是浪费了。上市企业应该有更好的计划和规划，将闲置资金用于更好的投资和生产甚至人才引进。实在没有作用，也可以拿来向股东分红，甚至赎回股票。毕竟企业融资的成本是远远高于投资理财成本的。
所以，有关上市公司确实应当加强资本运作，但是更应该做好运营规划防止大量资本闲置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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