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不应该语焉不详，更不应该制度规定是明确的甚至是严格的，但在实践中又可以根据形势的不同，允许从业者自己去考量揣度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同时又允许监管者拥有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去认定哪些事需要处罚、哪些事可以放松尺度。」
在多年的监管整治之后，P2P行业还是没能躲过消亡的命运。
如今，催收行业基本被堵死了，数据行业遭受了灭顶之灾，人们很难不为助贷业务的未来感到忧心忡忡。
助贷业务何去何从，是当前新金融领域最大的谜题，也是悬在众多从业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得益于强劲的市场需求，助贷业务近年来蓬勃发展。据财新报道，目前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联合贷款规模已经达到2万亿元左右，涉及数百家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这种联合贷款仅仅是广义助贷的一部分。
然而，监管的不确定性，给助贷的未来蒙上了层层阴影，既关乎众多助贷机构的前途命运，也将影响到金融机构信贷业务的创新步伐。
12月1日，在2019第一财经金融科技峰会上，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呼吁规范发展助贷，抓紧建章立制，及时出台必要的行政规章和监管制度。
杨凯生认为，制度不应该语焉不详，更不应该制度规定是明确的甚至是严格的，但在实践中又可以根据形势的不同，允许从业者自己去考量揣度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同时又允许监管者拥有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去认定哪些事需要处罚、哪些事可以放松尺度。
“这不仅不利于任何新业务的健康发展，也不符合依法治国理念的落实。”杨凯生说。
今年10月，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发布的《助贷业务创新与监管研究报告》（简称《报告》）同样建议，尽快明确助贷义务的法律地位，明确商业银行、助贷机构的业务规范，对助贷业务开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合规问题，需要监管部门尽快明确相关政策以便纠偏。
正如杨凯生所言，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不断成熟和使用，银行与外部、与客户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信贷业务仅仅靠自身将无法做好。他说，“所谓的助贷、联合贷款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出现的新事物。这是应该肯定的。”
请放助贷一条生路。
助贷的价值
从广义上来说，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在内的中介机构合作开展的贷款业务，均可以视为助贷。如果金融科技公司参与出资，一般可以归为联合贷款；如果没有出资，仅仅提供辅助服务（贷前为主），则是狭义上的助贷概念。
助贷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今天我们所说的助贷，一般会追溯到2007年中安信业与国开行的微贷试验，以及同期阿里巴巴与建行、工行的网商贷试水。
不过，助贷开始被大范围关注，始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兴起，尤其是借呗和微粒贷的爆发式增长，带动了大批金融科技公司进军助贷业务。
从2017年末开始，在现金贷和网络小贷受到监管整治，金融科技公司的杠杆被严格限制，越来越依赖金融机构的资金，进一步推动助贷成为互联网信贷的主流。
其实，助贷二字，本不该那么敏感。在金融领域，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合作从来都是常态。
往大了说，合作，也就是劳动分工，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动力，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从经济学的角度，助贷正是比较优势原理的集中体现。金融机构与助贷机构各自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实现双赢。
在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看来，助贷业务的实质就是无网点银行服务，助贷机构即是银行等资金方为借贷客户提供贷款服务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比起铺设网点，通过助贷机构可以做到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以“银行+小贷公司”助贷模式为例，源自于银行与小贷公司有优势互补的需求，即：银行不擅长为小微客户提供服务，而小额贷款公司正好积累了小微客户的获客经验与风控技术；小贷公司有天然的资金短板，而银行可以为小贷公司推荐的小微客户直接提供具有成本优势的资金。
《报告》指出，助贷业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一，有助于普惠金融目标的实现；第二，可以完善信贷供给，形成多层次的信贷体系；第三，助贷是合作双方优势互补的合作模式；第四，助贷是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载体；第五，有助于提高银行类金融机构的风控能力。
在行业里，助贷业务的商业逻辑已经被广泛认可。尤其在金融科技的助力下，助贷业务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与发展空间。基于金融科技的线上全流程服务，不仅降低了服务成本，还让助贷业务的各参与主体取得了“1+12”的合作效果。
助贷的尴尬
2017年底是助贷业务发展的分水岭，此后助贷业务遭遇运动式整治，进入震荡期。
以深圳为例，其助贷业务主要模式是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据深圳市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的统计，在2017年底之前深圳地区助贷业务总余额约1万亿元左右，而自2018年起，助贷业务规模持续缩小，目前整个助贷业务缩小比例超过90%。
这场分水岭肇始于141号文——2017年12月1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发布了《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
141号文指出，助贷业务应当回归本源，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接受无担保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增信服务以及兜底承诺等变相增信服务，应要求并保证第三方合作机构不得向借款人收取息费。
原本为了打击现金贷乱象的监管文件，却给助贷业务带来了剧烈冲击。
《报告》指出，141号文强调助贷回归普惠金融的本源是正确的，但过于严苛的规定，不仅将助贷机构的主要融资渠道限制住了，而且掐到了银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的重要渠道，严重挫伤助贷机构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度和经营成本。
助贷的尴尬之处在于，一方面没有正式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却是多头监管。
目前，我国的助贷监管立法处于空白状态，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是调整助贷业务的。从现行法律上看，商业银行法只是调整商业银行业务规范的，并不针对助贷业务，对有商业银行参与的助贷业务也无从监管。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认为，这不仅不利于对助贷参与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对助贷业务的监督和管理。在市场中，助贷机构容易被视为另类企业，甚至将其与民间借贷或高利贷混为一谈，造成社会公众对助贷的认知混乱，给助贷业务长期稳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由于没有法律法规明确监管归属，导致助贷领域的多头监管现象突出，并且缺乏监管重点，其结果是监管有效性不足，不仅不利于行业发展，也无法真正防范风险。
目前的状况是，银保监局负责商业银行助贷业务的指导与监督，金融办（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负责助贷机构的业务与风险监管，而互金行业协会、小贷行业协会又对助贷机构进行合规审查和日常管理。
《报告》指出，这些机构立足点不同，监管角度不同，导致监管政策很难协调一致，政出多门，由不同机构针对不同机构采取不同分段监管方式，事实上已经形成“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定式思维，造成监管职责不明，影响监管整体效能的发挥，暴露出很多监管盲区，留下不少风险隐患，也给监管套利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监管须抓紧
概言之，当前助贷领域的关键问题是监管不到位，政策不明确，法律地位不清晰，从而可能导致助贷机构鱼龙混杂，违规操作不断，从而推高了助贷利率，不仅损害普惠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导致真正需要低息贷款的需求方难以获得资金。
长此以往，助贷机构将失去其存在的真正价值，银行也将逐渐失去应得的客户，造成双输的局面。
对此，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建议，“这个问题需要中央监管部门首先明确，否则其他一系列后续问题都无从谈起，因为地方政府是没有决定权的，必须服从中央监管部门统一部署，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不能也不敢胡乱作为。”
《报告》明确提出了三个助贷业务监管建议：
一是尽快确立助贷业务的法律地位，完善助贷业务制度性安排，明确助贷各个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完善相关配套的法规，统筹协调助贷法律关系，增强对助贷业务的法律依据和监管效力。
二是实行主导审核、分级送审的监管制度。建议由银保监会负责助贷业务监管规则的统一制定、发布和实施；各地金融办（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无需直接监管辖内的助贷机构，而是主要采取“报批送审”制度，由金融机构（资金方）负责对助贷机构报送的相关数据进行书面审核、风险评估，最后决定是否采纳和录用。
第三，进一步探索助贷机构的收费方式，141号文只是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要求并保证第三方合作机构不得向借款人收取息费，但并没有对其他费用进行明确和限制，这就为助贷机构是否可以向客户收取合理的中介服务费留下了想象空间。
《报告》提到，历史经验显示，行政对商业性金融机构、助贷机构信贷过度干预，往往造成信贷配置损失。因为不同的行政机构大多从自身角度对市场进行干预，在短期内各自出台一系列监管措施，形成对市场叠加性的同步震荡，并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
基于此，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建议，从中央监管机构到各地银保监局，从各地金融办到互金行业协会，应充分沟通协调，在监管里面上形成共识，形成监管合力。另外，监管机构应充分利用监管科技实现更有效的行业监管。
可以预期的是，随着监管的合理引导和市场需求的稳步增长，将会给助贷业务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助贷机构会更多的在场景、流量、科技、风控、股东背景等方面开展综合实力的竞争。
一、上海银行副行长施红敏：数字金融推动银行加快创新步伐
上海银行副行长施红敏9月24日在外滩大会上表示，从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到现在整个行业着力打造的智慧银行体系，数字金融推动银行不断加快创新步伐，延伸服务深度。
近年来，在数字化引领下，上海银行的创新转型步伐明显加快。施红敏举例，2019年上海银行打造了“魔镜”智能风控系统，深度整合内外部包括工商、司法、舆情等十七大数据源，运用数据挖掘、风控建模、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缓解银行对小微企业“不敢贷、不愿贷”的痛点。此外，“云网点”项目利用远程视频、人脸识别、OCR识别和5G通讯等技术，由远程柜员为客户提供协同型金融服务，目前已覆盖65%个人业务，试点分行分流率近70%，大大解放了网点生产力。
今年暴发的疫情推动金融机构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服务客户“线上+”的能力持续增强，普惠大众的能力持续提升。以上海银行为例，线上渠道的增长弥补了疫情期间线下业务量的萎缩，整体营收增长保持平稳。
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银行线上个人客户较年初增长18.10%，活跃客户数同比增长142.51%；互联网业务交易额同比增长56.44%。通过“上行资产池”、“上行普惠”等拳头产品，通过线上供应链金融带动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184.85%；线上渠道获客同比增长260%。
数字金融的兴起，使得金融行业正处于大变革、大转型、大融合和大创新时期，重塑着银行业的竞争格局。对于数字金融的市场竞争，施红敏认为，不管金融业态如何改变，金融的核心是信用和风险，银行本质上就是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数字金融不是目的，以数字金融提升风险经营能力才是最终目标。
二、中国女孩韩国整形失败，互联网医美平台要背负多少责任？
在簇拥之下野蛮生长的医美平台，给行业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困扰。但退一万步，商家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营利减少以至于倒闭。但对于消费者而言，每出现一次危机就可能关乎其一生的形象问题。
记者 | 伍洋宇
编辑 | 文姝琪
三年前的一个决定，最终让卢雨（化名）踏上了维权之路。
2016年8月30日下午约6点，首尔江南区街头像往常一样人头攒动。26岁的中国女孩儿卢雨结束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面诊，从驿三洞的Minjin Plaza 21层乘坐电梯离开。
卢雨一直听说韩国医院擅长面部轮廓整形，特意挑选几家来实地考察，这家佳轮韩整形外科医院（下称“佳轮韩”）就是其中之一。院长金男昊提出的方案很是令她心动：颧骨内推、脂肪填充和面部吸脂——正中她对自己脸型所有的不满。
晚上9点43分，在相隔不远的九宜洞的一家民宿里，卢雨在新氧平台上拍下这家医院价值3万2千元的订单。算上后续费用，她总共要为自己向往的那副容貌支付1080万韩币（约6万4千元人民币）。
十几个小时后，卢雨就将被推进佳轮韩的手术室——而距离她因脸上十余处疤痕向新氧递出索赔律师函，还有2年9个月12天。
何以信任的医美宣传
2016年年初，卢雨通过视频网站的插播广告认识了医美平台“新氧”，也正是在其活动详情页上，点开了佳轮韩的整形日记。
那是一个包含颧骨内推在内的“三件套”项目，以免费为由头招募了三个志愿者，日记呈现的术后效果非常诱人。她也曾花费大半年研究其他案例，但几家国内医院的评论区都反应“很疼”、“效果一般”，佳伦韩的案例至少看起来挑不出什么问题。
消肿、拆线、复查，漫长的恢复期终于过去，卢雨却感觉到脸上外凸的颧骨只得到非常细微的改善，下巴两侧甚至“多出两坨肉”使得脸看起来大了一圈，她认为这是不恰当的脂肪填充造成的。
左图为术前，右图为术后（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院方听闻后，建议她择日再去一趟韩国进行二次手术。但由于工作、签证等原因，卢雨迟迟没能动身，而手术效果的不理想也在她心里越来越酝酿出抑郁。这只是故事的开端。
在此时，卢雨依然给予医院极大的信任。但作为信任基础的那些靓丽的照片和肯定的文字，其真实程度或许有待考究。
互联网医美平台从2013年起陆续有玩家加入，新氧、更美、悦美、美呗……最火热的时候有三十多家同台角逐。
2019年5月2日，新氧登陆纳斯达克，以国内第一家互联网医美上市公司的身份，为行业创下第一个资本意义上的高光时刻。
而这家上市公司的招股书和财报透露出的强大营利能力，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目前，各平台最主要的收入渠道分别是广告、入驻费和佣金。
从可掌握的情况来看，广告是更强大的现金牛。以新氧为例，它在今年5月31日发布上市后的第一份财报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总营收中，其信息服务营收（广告、入驻费等）为人民币1.426亿元，较去年同期的7020万元增长103.0%；预订服务营收（佣金）为人民币6350万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4350万元增长46.0%。前者不论在营收规模还是增长速度上，都几近两倍于后者。
据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卢雨最早看到的活动页面其实也是广告位的一种。用免费项目招募志愿者再公布结果，也是医美机构早期打响知名度的一种营销手段。
据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对活动详情页投放报价2万/次，商家也可以采取平台在后续订单抽成20%-30%的方式省去这笔费用。如此一来，商家就得以操控所要发布的内容，后者的真实程度也就不得而知了。
这只是医美平台“广告王国”的小小一隅。
李皓（化名）曾供职于某医美平台营销中心。据他回忆，团队将首先设计内容模块，再交由技术人员搭建营销系统。随后，商家运营中心会对接医院的营运部门售卖其广告位。这之中包括项目展示、整形日记、医院推介、医生IP等等。
这些广告大多按照展示时间计费，通常以三天为一个周期。而曝光度不同的展示位，价格也在2千至2万元不等。
并不是说医美平台上不存在真实内容，但由于其模式丰富的广告系统，大部分宣传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包装、美化甚至造假。
据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医生的个人主页可由专人代为打造，资历、头衔都在设计范围中；点赞和好评可以代刷代写；部分代运营还会在各大医院寻找手术成功的消费者，从他们手中购买照片并签订肖像/独家使用协议，再售卖给有需求的医美机构。10个整容日记、100个点赞、无上限好评，外加每月更新的医生和项目包装，可报价2万。
在新京报的报道中，这个行业还衍生出了代写整形日记的黑产市场，分为项目、独家、是否包含术后恢复期等多个门类，售价在几百元到2千元不等。
对于这样的造假行为，以新氧、更美为代表的医美平台也会采取查禁行动。但问题在于，打击的力度和黑产的生命力持平吗？这似乎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
存疑的入驻流程
2017年5月，卢雨踏上了二次手术的路途。针对第一次手术后下巴两侧的脂肪堆积，院长金男昊决定用溶脂针解决。这项本不该发生的小手术，却极有可能导致了后来的一切。
二次手术的消肿期过去后，卢雨的脸颊和下巴两侧陆续开始掉皮和起皱，并且数月不见好转。院方除了话语上的安抚再无其他，她开始和新氧进行交涉。
沟通过程中，卢雨对佳轮韩的资质提出了质疑，但客服仅以App机构页面的韩文版资质照片进行回应，并称：“没有中文版的，因为国内查不到韩国的资质。”
目前，新氧和更美都在各自平台上推出严选机制，声称对入驻机构坚持实地考察。但卢雨认为，从客服的反应来看，新氧对这家医院并未像宣称中那般了解。
对此，新氧方面回应界面新闻称，韩国机构均需要提供所在国家获取的相关资格证书：事业登记证、医疗机构开业证明书、外国患者居留医疗机关登录证，并由专业审核人员对其资格进行审核。同时平台会派遣团队实地考察机构的医疗卫生环境及产品、药品、器械真伪。
但即便如此，行业内一系列潜伏地底的代运营组织，也使得整个行业的资质认证状况被打上了一个问号。
中国医美行业有一个令人不安的现状：医疗美容机构的数量远超于注册医疗美容医生的人数。而机构在平台必须上传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下称“许可证”）又需要一位资深医者背书，后者必须取得医师执业资格证或者医师职称后，从事五年以上同一专业的临床工作。
所以，造成的现状就是，多数机构只得租赁医生资质。
日前，界面新闻记者以开设一家医美机构为由，在某电商平台联系到代运营者小贾（化名）。这位小贾自称入行已十年之久，对诊所资质和平台运营等业务非常之熟悉。
小贾随即拿出一个30万/年的许可证代办理方案，其中包含12万/年的医生资质租赁费用，并叮嘱记者尽早联系自己。“像主治以上职称的这种医生，证件一般都是挂在其他地方，不是天天都有的，明白吗？”
在小贾的委婉暗示中，平台对医生资质审查似乎也没有想象中严格。机构可以只提供医师资格证，至于医师执业证“可以在后台去商量“。在这之后，任何一家拥有营业执照和实体店的医美机构，都有机会拿到平台的入场券。
最后，小贾还是给出了提醒：”技术这一块的话，就只有你们自己去把控。”
事实上，平台应该在把控环节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其中存在的难题和矛盾，对平台的商业道德提出了考验：一方面，越来越多入驻的机构和医生加大了平台审查的难度，审查成本水涨船高；另一方面，电商也是平台极为重要的营收渠道之一。
据界面新闻记者向多位业内人士了解，各平台的入驻费在每年小几千到2万元不等。另外，佣金的抽成比例普遍在10%。据了解，医美机构的线上月流水从几千到十几万元不等，而多家平台公布入驻机构在数千家，其佣金规模也并非小数字。
竞价排名是更能引起消费者担心的存在。一位医美机构经营者告诉界面新闻记者，竞价排名是所有投放中对流量转化帮助最大的，“大概有80%的机构都会参加。”
作为代运营的小贾则表示，都是大型连锁机构来烧钱，一般不建议私人机构参与。“动辄一天就要花费成百上千，一个月最多十几万元。”
所谓排名系统类似于百度竞价，按点击次数付费，通常5毛到8毛一次。平台内部有既定算法，根据机构的门店数量、项目热度、项目价格等多个维度自动生成排名，这被一些商家认为还算客观。
公开数据显示，新氧入驻机构逾6000家，更美有7000多家。据《2018年医美行业白皮书》，2018年我国医美行业市场规模已达到2245亿元，而过去的五年时间，该市场规模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30.4%。与此同时，以90后为代表的消费主力正在崛起。
在这样的红海赛道中，机构和平台很难不被热钱围绕，但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希望自己付出的每一分钱都能经得住拷问。
消费者、机构和平台的三方平衡
O2O崛起、消费力提升、整容低龄化，医美平台找到了适合生长的时机，也的确为行业带来了积极影响。
就像消费者眼里的医美行业变得更加透明。22岁的王瑾（化名）隔三差五就会刷一刷新氧和更美上的整形日记，“我喜欢看大家变美的样子。”但碍于多种负面舆论，她也只是处于观望阶段，“（整形日记）术前术后差别太大的我不会相信，通篇只有夸赞的也不会。”
但平台发布的内容确实让她接触了必要的医美常识，“我可能还是会选择线下的医院，但是对一些项目和药剂的价格心里有数了，也大概知道面诊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一些苦于流量的医美机构则有了新的获客渠道。
据悉，在传统媒体投放和百度竞价排名的时代，一些莆田系大型连锁医美机构每年广告费用可至上千万元，单人获客成本可达到六千元。大型医疗美容医院的销售成本率约20%-40%，中小机构则更高，旺季甚至可占到70%。
与之相对应的是，早期阶段的医美平台至多能够带来1：8的ROI（投资回报率），一家一线城市的医美机构可通过平台每月获客200-500单不等。
与此同时，医生的个人IP在2009年多点执业政策试行后得到了放大，医美平台的出现则加持了这种效果。即将从事医美的临床医学博士雨童告诉记者，过去的医美消费重渠道而不重医生，消费者和医生之间始终介入着机构。平台的出现使医生的价值被更直观地看到，也使他们得以自主吸引更多客人。
即便如此，在簇拥之下野蛮生长的医美平台，其商业模式也给商家和消费者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困扰。
例如，标价透明的标准化服务已经导致行业出现了一系列变形的竞争动作。据界面新闻记者了解，一些机构为了引流，在平台上将原价数千元的项目标注0元，或将“玻尿酸”等注射类药剂定价几百元。事实上，后者如果加上人力、运营等成本，定价一千元以下一定会亏本。
“效果就是越来越差。“一名从业者告诉记者，“因为大家都在竞争，客流就被稀释掉了。”如果ROI持续下滑，未免不会引起商家对其流量转化能力和用户价值的怀疑。
但退一万步，商家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营利减少以至于倒闭。但对于消费者而言，每出现一次危机就可能关乎其一生的形象问题。
落下疤痕的半年多时间里，佳轮韩一直没有松口向卢雨做出赔偿，只在最后答应再次替她诊疗。但当她在2018年3月飞往首尔与其当面对质时，医生却一改口径：“没有任何问题，疤痕根本看不见。”
卢雨回忆称，院方不仅抵赖，还对她进行口头威胁。在控制损失的心理下，她与院方签署了一份承诺不发表恶意言论的事由书，并在当天得到380万韩币（约2万3千元）的退款。
回国后的卢雨心有不甘。她决定在新氧下单之前，曾被平台宣传的“先行赔付”打了定心针。该协议称，“因机构服务导致用户权益受损，在直接要求机构赔付未果的情况下，用户有权按平台规则向新氧发起针对第三方的投诉，并申请‘先行赔付’。”
根据协议流程，卢雨在2019年3月15日去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就诊。诊断说明写道：“左侧面颊部及双侧下颚缘散在十余处瘢痕，大小约0.5cm*0.3cm，个别伴轻度凹陷。”医生建议她“不能再处理了”。
她把所有情况反应给新氧，希望对方返还3万2千元的订单费用，但客服表示只能退还500元订金。经反复协商，新氧方面表示向她支付5千元用作瘢痕修复，但她认为这不足以弥补自己的损失于是拒绝。
6月11日，卢雨向新氧发出了第一封律师函，要求赔偿误工费、剩余未退还手术费、后续面诊导致的交通住宿费，以及精神损失费，共计11万4713.2元。
但四个月过去，事件依旧毫无进展。
“就在这几天吧，准备去朝阳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卢雨告诉记者。她在一年前已经辞去了金融公司销售经理的工作，还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篇整形日记，但这篇日记的浏览量只有数十人。
“我底子本来好，皮肤也好，都被害了。”她对这件事无法轻易释怀。
对于卢雨一事，新氧方面认为医美属于医疗行为，存在医疗风险，手术安全和术后效果存在一定几率隐患。同时，新氧回应界面新闻记者称：“我司作为平台方已经履行了应尽的义务，积极维护用户的合法权益（指帮助卢雨和医院协商以及提出补偿方案）。我司已于2019年8月份向监管部门提交了说明文件。”
“女人整了，才完整。”如果最近你也在视频网站上看大火的《Why Women Kill（致命女人）》，应该不会错过这支新氧前不久发布的引起不小争议的广告。
三年前，卢雨也是通过类似的途径认识了新氧。只是那时的她没有办法穿越时间到现在，听见社交平台上另一些点评的声音：这是一种外貌决定论的价值观，也是对外貌焦虑的贩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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