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已预警过互联网小贷公司应如何防范高杠杆风险《一》
最近几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强调金融防风险、去杠杆。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今年8月出版的《机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一书中，详细谈到了如何加强金融企业和金融活动全生命周期风险防范。黄奇帆谈及蚂蚁小贷时表示，即使有些事情在发展过程中出了岔子，也不要用一刀切的方式去处理，不要“泼脏水的时候把小孩也泼掉”。其中，黄奇帆还以蚂蚁小贷为例，回顾了他任职重庆市长期间，蚂蚁花呗、借呗在重庆注册的背景与基于政策合规而提出的4条注册条件——事实上是对网络小贷公司杠杆率等风险的防范与约束。7年后再读到这一历史细节，对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及金融创新，将会有不一样的思考。
以下为正文：金融防风险，持牌经营是前提，严格监管是关键，负面清单是基石，三者是有机整体，不可割裂，要在理念上、行动上贯穿到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生命周期的全过程。
持牌经营就是企业出生时就既要有工商登记，更要有金融业务许可；严格监管就是对金融企业在事中事后经营中的行为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数的基础就是要有负面清单，负面清单之内的绝不准做，负面清单之外的行为即使在持牌经营条件下也要受到严格监管，并且还要适应金融创新和监管形势的需要，及时更新、深化负面清单。
这些年，负面清单管理一般是在放宽准入的语境中使用的，它的内在含义是除了负面清单规定的不许可事项外，什么都可以干。工商企业在负面清单管理下，法无禁止即许可、放开搞活、放开准入、先照后证。但是，由于金融企业存在专业性、杠杆性、信用性、风险性，必须有专业监管机构予以持牌许可，才能持牌经营，无牌经营就是非法经营，就可能产生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交叉金融业务风险、理财和代销业务风险、互联网金融与信息科技风险等诸多风险。
一、7年前已预警过互联网小贷公司应如何防范高杠杆风险《八》
基于此，我提了三个建议。一是网贷公司的ABS不应无限循环，可以约定周转次数不超过四次。因为在传统金融公司的放贷过程中，ABS两到三次循环可能已是两三年，早已经把底层资产收回了，不会发生两三年时间几十次循环的问题。而在互联网贷款的运行中，因其运行速度快、效率高，一年可以循环10次、20次。两三年时间，可能ABS已经循环30次以上了。这是原来合理的老规矩遇上了互联网金融的新问题。二是贷款资本金放大2.3倍不变，两个环节叠加杠杆比在10倍左右，30亿元资本金也就能放300多亿元贷款。三是蚂蚁金服在重庆的贷款公司资本金,分三年从30多亿元增加到300亿元。2018年底，蚂蚁金服的花呗、借呗两个小贷公司的资本金已注入充实到了300多亿元。贷款余额也达到了1600多亿元，年利润达到40多亿元。
这件事的结局是皆大欢喜的，监管部门健全了体制机制，解决了高杠杆风险，重庆地区增加了几百亿元金融企业的资本金，蚂蚁金服贷款公司得以恢复运转。
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有些事情在发展过程中出了岔子，也不要用一刀切的方式去处理，不要“泼脏水的时候把小孩也泼掉”。
要素市场也要防高杠杆、防无照经营
要素市场具有特殊的金融属性和风险属性，直接关系到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一段时期以来，国内要素市场过多过滥，往往一个城市的交易所就超过整个美国。交易所不是杂货铺，泛滥发展,就会自掉身价。必须把好入口关，严格市场准入。
对要素交易市场的金融风险防范，也必须明确“负面清单”，划定底线和红线，概括起来至少应该包括“5个严格、16个不得”。
一是严格展业规范管理，不得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分支机构或违规设立经营网点；不得违规发展会员、经纪商、代理商、居间商等展业机构；不得违反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违规发展投资者（客户）。
二是严格资本金审慎管理，不得未经批准擅自转让或变更股权，不得抽逃挪用资本金或违规从事高风险投资，不得以交易所名义违规对外（包括股东）提供担保、股权质押等。
三是严格业务范围管理，不得未经批准擅自新增或变更交易品种和业务种类，不得开设网络借贷中介公司（P2P）或开展相关业务，不得高息揽储、无固定对象乱集资或违规建立资金池，不得开展期货交易等高杠杆业务。
四是严格交易秩序管理，不得代客交易、代客理财或违规使用他人账户进行交易；不得进行虚假宣传或诱骗投资者（客户）参与交易；不得操纵市场价格，妨碍市场公正；不得虚设交易账户或虚拟资金进行虚假交易；不得侵占、挪用投资者和客户资金或其他资产。
五是严格信息报送管理，不得向监管部门报送虚假报表、资料或故意隐瞒重大风险事件。这些规定，也是全国众多交易场所清理整顿的基本要求。
二、如何防范金融开放进程中的潜在风险
在经过三十余年来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需求，都对中国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发展水平与国际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通过对外开放来引入外部竞争、倒逼国内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改革，也成为中国政府当前的改革思路之一。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努力推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扩大QFII与QDII的投资规模、通过上海自贸区与前海特区尝试资本账户的加快开放，都体现了这一方面的努力。预计在未来10年内，中国的金融开放程度有望显著提高。中国有望从一个全球贸易大国，转型为一个全球金融大国。
然而，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金融开放的提速通常伴随着金融风险的加剧。尤其是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市场开放进程中或者开放后，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有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进程甚至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戛然而止。很多研究文献表明，金融开放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增长。只有当一国金融市场发展达到一定程度、该国固有的金融扭曲在开放前基本消除、该国在开放进程中实施了审慎的金融监管政策之后，金融开放才可能带来经济持续增长。因此，总结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开放进程中遭遇的经验教训，对金融开放进程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防范与应对，这有助于使得中国的金融开放之路走得更加稳健。本文试图梳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中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风险一：大量短期资本流入引发资产价格泡沫
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表明，在一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初期，通常会经历大规模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这是因为全球资本非常关注所谓投资的“价值洼地”。持续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入往往会形成如下风险隐患：其一，大量资本流入会造成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市场上本币供不应求局面，从而推升本币对美元汇率；其二，大量短期资本流入会造成新兴市场国家国内流动性过剩，从而压低该国利率水平，进而推高股市、债市、房地产市场等资产价格，甚至形成较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其三，在本币汇率高企、国内利率水平较低的背景下，本国金融机构与企业通常会举借大量短期美元负债，从而形成资产负债表上的期限错配与美元错配。而上述风险积累，都会为短期资本流动逆转引爆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中国也概莫能外。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依然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未来仍有一定的升值空间、中国股票市场目前的估值水平处于低位，一旦中国开放本国金融市场与资本账户，也可能迎来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入。短期资本流入可能进一步推高人民币汇率、吹大中国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并放大中国金融机构与企业的金融杠杆（尤其是加大期限错配与币种错配的程度），从而为未来的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伏笔。
为应对这一潜在风险，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第一，在开放资本账户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应该引入以价格为主的资本流动管理新工具，例如针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托宾税、最低停留期限等，通过提高成本的方式来抑制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第二，加快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力度，例如通过对金融机构的净外币负债头寸征税、提高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与拨备要求等手段来抑制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期限错配与币种错配；第三，通过市场化的调控手段来抑制国内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过度上涨；第四，通过央行的外汇市场干预与冲销操作，防止本币对美元汇率的过快升值；第五，在市场繁荣时期，充分地向国内投资者提示潜在的市场反转风险。
风险二：大量短期资本外流引爆金融危机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短期资本流入之后，新兴市场国家通常会面临短期资本流动方向的逆转，即开始面临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出。造成这一逆转的原因，从外部来讲通常是美联储步入了新的加息周期，导致美国市场对资本的吸引力增强；从内部来讲通常是新兴市场国家内部金融脆弱性的积累削弱了投资者对该国金融体系的信心。在内外因素的联合作用下，无论是外国投资者的资本，还是本国居民与企业的资本，均可能在同一时间内大举流出。短期资本的大举外流又会造成如下一系列不利后果：一是导致国内利率水平显著上升，进而造成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甚至刺破资产价格泡沫，造成持有大量国内资产的家庭、企业、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严重受损；二是导致本币对美元汇率显著贬值，而这一贬值又会导致过去举借了大量美元债务的本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外债负担陡然加剧；三是国内资产价格显著下跌与本币剧烈贬值又会进一步削弱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外流，这无疑会形成一个通向金融危机深渊的恶性循环。
笔者担心，如果未来几年中国金融市场与资本账户显著开放，那么中国也可能面临大规模资本流出的冲击。事实上，过去若干年内，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处于金融抑制的环境，由于不能在海外大规模投资，中国居民部门被迫接受极低的实际利率水平，这对主要的借款者（国企与地方政府）是一种隐性的补贴。一旦中国显著开放金融市场与资本账户，中国居民无疑将会有巨大的投资海外以分散投资风险与提高投资收益。再考虑到未来几年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可能显性化（这将主要体现为商业银行体系不良贷款比率的显著上升），以及美联储逐渐退出量化宽松与步入新的加息周期，则中国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外资撤出与内资外流，这可能导致国内资产价格暴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显著贬值以及部分金融机构与企业的债务危机。
为应对这一潜在风险，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第一，中国政府仍应审慎、渐进、可控地开放资本账户，特别是应该对异常短期资本流动保持密切监控。即使已经充分地开放了资本账户，中国政府仍应保留采取各种措施来遏制短期资本大规模异常流动的权利；第二，如前所述，中国政府应该增强反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在市场繁荣时期，对金融机构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标准，而在短期资本大举外流造成市场动荡时期，中国政府应适当放松对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要求与拨备要求，缓解危机对金融机构的冲击；第三，中国政府应该允许个别经营过于激进、金融脆弱性水平过高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这有助于增强国内各类主体的风险意识、降低各种道德风险，以及厘清各责任方的相关权利与义务；第四，中国政府应该事先准备充分的政策预案。毕竟，金融危机是无法完全避免的。而预案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一旦危机爆发，如何将危机的破坏性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避免危机演变为破坏力极强的系统性危机；另一方面，如何利用危机爆发造成的压力，在国内凝聚各方面共识，加速推进各种结构性改革措施，即利用危机来推动国内改革。
风险三：金融市场被外国金融机构操纵，民营金融机构迟迟不能发展壮大
一些拉美国家与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生动地表明，当一国开放金融市场后，尤其是在金融市场开放之后又遭遇金融危机后，本国金融机构纷纷倒下，这给外国金融机构通过兼并收购做大自己提供了良机。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本国银行业与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为外国金融机构所把持与操纵。由于外国金融机构是在全球范围内经营布局的，其经营行为未必会充分顾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这使得某些原本无关的外部冲击也会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遭遇动荡。例如，当欧债危机爆发时，由于在“欧猪五国”的投资遭遇亏损，西欧银行从其他地区大举撤资，这导致部分东欧国家与拉美国家的金融市场也遭遇了严重冲击。更何况，如果本国金融市场被外国金融机构所把持，一国政府要贯彻实施国家战略或产业政策，无疑也会遭遇较大的掣肘。
迄今为止，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发挥的作用依然是有限的，这源自中国政府渐进、稳健的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策略。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金融市场对国内民营机构的开放步伐也是非常缓慢的。如此就存在以下这种风险，即如果中国政府在向民间资本充分开放金融市场之前，就全面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那么在国有金融机构与外国金融机构的联合夹击下，中国民营金融机构恐怕就很难有发展壮大的那一天。而受所有制的委托代理框架与激励相容机制的影响，国有金融机构在创新能力与竞争力方面，恐怕又会显著落后于外国金融机构。一旦这一情景发生，那么中国金融市场就难免不步入拉美国家与东欧国家的覆辙。
为应对这一潜在风险，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第一，中国政府应尽快向国内民间资本充分地开放金融市场，这包括尽快建立全国性存款保险机制、放松对民营银行以及其他类型的民营金融机构的限制、鼓励金融机构的混合所有制等。本国金融市场对民营机构的开放，既有助于通过引入竞争来提高国有金融机构的效率，也有助于从根本上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第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国金融机构的开放，仍应继续坚持渐进、审慎的开放节奏。例如，中国政府应该继续采用QFII的方式来管理外国金融机构投资于中国金融市场的总体规模，中国政府仍应逐渐放开外资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持续比例等。简言之，在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开放方面，应坚持对内开放快于对外开放的原则。
风险四：成本收益失当的海外并购，对海外投资风险判断不足
在一些国家经济高速成长、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本币汇率保持强劲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的金融企业通常会加剧海外扩张的步伐，竞相在海外大举收购兼并，形成一波波海外直接投资的热潮。但当热潮褪去之后，市场往往会发现，很多此类投资的收益被高估、成本被低估、对各类风险重视不足，最终导致被收购对象成为一个烫手山芋，不但不能充分整合到自己的集团内，反而可能带来更多的风险与亏损，最终不得不以低价再度出售。例如，1980年代中后期，日本金融机构在美国进行了大量的房地产项目投资与股权投资，最终大多亏得一塌糊涂。
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才刚刚起步，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尽管有不少成功案例，但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投资的亏损甚至失败案例也层出不穷。例如中投成立初期对黑石与摩根士丹利的投资就曾引起很大争议，而中信集团对澳洲的铁矿投资后来也被证明问题重重。
为应对这一潜在风险，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第一，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审慎、稳健的原则，既要充分了解投资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又要通过详细的尽职调查来了解企业以及所在行业的真实状况，还要通过经过精心设计的交易架构来规避各种潜在投资风险；第二，中国政府应努力协调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例如应避免中国企业在海外特定投资项目上的竞相抬价行为；第三，要充分地发挥中国海外商会的作用，将海外商会发展为帮助中国企业相互沟通以及帮助中国企业进行东道国政府游说、协调海外投资各方利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居间服务机构；第四，鼓励有海外投资经验以及潜在需求的中国企业之间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交流，使之彼此能够吸取经验教训、取长补短，避免重蹈覆辙。
三、会计如何防范金融风险？
会计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如下：
一、现行金融会计风险的表现形式
1.核算虚假，会计信息失真。会计核算是银行会计的最基本职能，它是整个资金运用的真实反映。可以说，银行的一切业务活动都要通过会计信息反映出来。如果会计核算方法不当、核算程序不规范、核算质量不高或某个环节失控，就有可能出现风险。现实工作中，有的银行为维护自身利益，违反金融政策要求，在会计信息处理上大做文章，致使会计部门提供的信息资料不真实、不充分，真账假表、假账假表、任意调整收支科目等现象，事实上掩盖了信贷资产的质量和风险，影响对银行经营状况的客观评价进而带来更大的风险。从会计工作的程序看，结算编制是最后的环节。在银行业中，结算风险最主要的表现是结算数据不实，尤其是利润反映不实。当然，这种情况的存在，有技术或制度上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从人为因素看，不可忽略的问题是虚假性。如有的金融机构为了本单位或其他某种需要，要求会计部门在结算报表上做数字游戏。或虚增利润，或虚减利润，或搞账外账，想以此取得业绩考核名次或达到暗盈利的目的。结果导致自下而上会计信息失真。
2.操作违规，加大结算风险。近年来，随着银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特别是电子化进程的加快，会计结算制度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为加强银行内部控制和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基层会计人员业务知识和风险防范意识的缺乏，不按规程操作越权办理业务的情况时有发生，人为加大了结算风险。
3.职能软化，会计监督无力。会计监督是会计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能。通过会计监督可以促使本单位经营活动实现合理化、合法化。但是目前金融会计监督职能软弱，起不到会计监督作用，主要是受经营理念限制。对于只求存款数量、不讲存款结构、变相提高存款利率、盲目互相攀比、豪华装潢营业办公用房、费用开支增加等这些不合理或不合法的经营，会计部门一般无法起到有力的监督作用，而这种经营的亏损风险往往带有连锁反映。同时，在不正当利益的驱动下，发放绕规模贷款、违章拆借、账外投资、私设小金库、越权承兑、贴现银行汇票等违规情况屡禁不止，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会计核算监督检查不力，会计惩罚制度未跟上，从而变相助长了违规经营情况的蔓延，加大了经营风险。
4.内控不严，会计人员约束不力。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银行会计人员素质不高，操作行为不规范，容易发生会计差错。二是个别会计人员内外勾结，肆意侵害银行利益，从而发生经济案件。三是会计岗位设置缺乏应有的互相制约和牵制。四是金融机构在会计核算方面的漏洞，规章制度、操作规程不严密，制度不完善，相互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5.竞争无序，财务成本加大。存款对于增强银行资金实力、奠定在同业竞争中的地位无疑是必需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存款既是立行之本，也是支出大户。不顾效益擅自或变相提高存款利率，盲目增设网点机构，草率开办各项新业务不计算资金成本，不搞盈亏临界点分析等非正常现象，加大了财务风险。同时筹集来的资金如果运用不充分，造成资金在银行内的积压和闲置，无效益资产的增加也会直接影响银行损益风险。
6.制约失衡，加大经营风险。银行会计作为一项专业性强风险性大的行业，面对大量结算票据、现金资产，以至密押、印章、重要空白凭证、有价单证等，一旦发生工作疏漏造成资产的损失是巨大的。目前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将银行作为其猎击的主要目标，各类案件居高不下，手段花样层出不穷，无论是假汇票、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还是贪污盗窃、索贿受贿，任何一个案件会或多或少涉及经营核算部门，一旦会计部门放松管制，降低核算水平，就会为犯罪分子客观上开了绿灯，加大了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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